人文学科一般没有什么“不传之秘”，你如果有兴趣，把该门课程的教材、学者专著及论文等拿过来看一遍，也能学个七七八八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讲，其实大学里大多数专业的学生也都是混过来的，绝大多数普通的历史、哲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，水平还未见得有一些高水平的爱好者高。
业余爱好者较之于科班出身的研究者，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往往不具有人文学科方面的基础素养。比如，有些人可能从小读遍了中外文学名著，但是对文学史、文学理论几乎不怎么了解，那么在评价一些作品的时候，就很容易犯错误——他们经常会把一些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问题当成是新的发现，也会基于自己的理解说一些有各种漏洞和问题的理论。同样的，历史这方面，历史学真正的“看家手艺”应该是史学理论、史料勘定、研究方法等等这些，而不是读了多少本历史书。
我举个例子，有些历史爱好者在读书的时候，经常容易犯的错误是过于看重孤例。如他们在史书上看到一个与主流观点不一致的史料时，就会认为自己有了了不得的发现，进而说主流学界有哪些那些错误。但实际上，这个观点主流学界可能早就知道了，现在大家所认可的观点，是在对比了各方面的史料并经过考证、分析之后得出的。同样的，在一些未有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上，还有些人会十分看重一些所谓的“亲历者”的回忆，只要这些“亲历者回忆”有与当下主流论述不一致的地方，就是有人在掩盖真相——但实际上，在重大历史事件中，即便是亲历者的回忆，也只能是作为解读事件的一个参考。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，想要搞清楚一个历史事件，不仅要结合亲历者的回忆（实际上，很多时候亲历者是“当局者迷”的），还要结合历史背景、他人视角等等详细解读。即便有了之前未曾发现的新证据，也要与原来的史料进行比对分析。
(相关资料图)
前些年蒋介石日记准予公开使用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用日记来为蒋介石翻案，说蒋介石的形象是如何被抹黑的。但问题是，蒋介石的日记只是他自己说的话，你得结合他的所做作为来看待他的日记才有价值。不然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这根本就不是研究历史了，而是粉圈行为。
题主的问题落脚点是在小说创作上，这也就是说你查寻史料是为了写小说服务的。但小说写作属于文学创作，这跟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且不说二者的出发点就不同，二者对于虚构的容忍度也是不一样的。小说创作是完全允许虚构的，甚至你不仅可以引用那些可信度较高的史料，即便是可信度较低的稗官野史，只要能在剧情上自圆其说，那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
说个我自己的例子。我曾经在五代笔记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上看到过这样一条内容：
太白山有隐士郭休，字退夫，有运气绝粒之术。于山中建茅屋百余间，有白云亭、炼丹洞、注《易》亭、修真亭、朝玄坛、集神阁。每于白云亭与宾客看山禽野兽，即以槌击一铁片子，其声清响，山中鸟兽闻之，集于亭下，呼为唤铁。
这事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我个人觉得可信度不高，而且作为笔记小说，其实很多东西也很难考证。专业的历史研究者，几乎不会把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作为可信度较高的史料来引用。
但是，如果我写小说，我需要在乎这个事是真是假么？他就是假的又如何？我小说本来也是虚构的嘛。真要是一切都必须与历史相合，那我就直接写论文好了，为什么要写小说？
所以，我完全可以把郭休这个角色加到小说里。
再如：
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，高八十尺，竖之高山，上元夜点之，百里皆见，光明夺月色也。……玄宗八月十五日夜，与贵妃临大液池，凭栏望月不尽，帝意不快，遂敕令左右：“于池西岸，别筑百尺高台，吾与妃子来年望月。”后经禄山之兵，不复置焉，惟有基址而已。
诸如此类，传说的成分更大，真假已难考证。但写小说嘛，何必在乎真假呢？
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小说创作比的是文学水平而不是历史水平。《水浒传》历史地理方面的错误一堆，不妨碍它是经典名著。金庸的历史水平在票友圈里都不算高，《袁崇焕评传》也被骂的很惨，可并不妨碍谭其骧这样的史学泰斗看金庸小说看的津津有味，你让谭其骧写个小说，他也未必写的过金庸。
历史研究水平高的人，未必文学水平就高。而一部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，也不完全取决于其与历史是否相合。当然，现实中也有那种历史水平极高且文学成就也极高的人——比如郭沫若。但恰恰也是在郭沫若的身上，人家把文学与史学分的清清楚楚。
郭沫若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新诗和历史剧——如《屈原》、《棠棣之花》、《蔡文姬》等等，但这些剧目无一不是对历史的“魔改”。可这丝毫不影响这些历史剧的价值。而作为史学家，郭沫若当然也知道这里面会有大量的史学错误，但之所以选择忽视，也是因为他明白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的根本区别。
我们就拿曹操的《短歌行》举个例子。其实按照文学史研究者的考证，《短歌行》其实更可能创作于公元210年或公元216年，而非是赤壁之战前的公元208年。但是，就算《短歌行》真的创作于公元216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“酾酒临江，横槊赋诗”八个字，难道不比酒宴之间的唱和更好？任何一个有基本文学审美的创作者，都会更倾向“横槊赋诗”——无论真实的历史如何。
所以，如果真的志趣在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研究，那么就不要过度在意所谓的“知识深度”之类的东西，更不要把“知识深度”当成是评价作品价值的最重要标准，那样只会越走越偏。
